● 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路风
2009年夏末,随着京东方8代线项目上马(其6代线已于当年4月上马),境外企业对中国大陆的封锁之“墙”应声而倒。日韩以及中国台湾企业蜂拥而至,争先恐后要在大陆建设高世代生产线。目前,京东方、TCL和昆山的三条8.5代线已经开建多时,三星设在苏州的7.5代线和LG设在广州的8.5代线也于最近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这些项目将使中国大陆成为继日韩和中国台湾之后的又一个液晶面板生产重镇。也恰恰是在这个门槛上,如何发展中国大陆液晶面板工业也成为一个尖锐的战略问题:是可以依靠引进外国生产线还是必须依靠本国企业的成长?之所以是个尖锐的战略问题,就是因为不同的道路将决定中国大陆发展这个工业的成败。
培育技术进步的产业基础
由于中国大陆在液晶显示领域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所以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把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引进外资生产线上。最近韩国企业在华建线获批,或许说明在支持这种看法。但历史的经验早就证明这条道路的不可靠性。在CRT时代,中国大陆的“8大彩管厂”中有7个是合资的(合资企业无一例外是由外方控制技术)。在平板显示替代CRT显像管的过程中,除了唯一没有外资的咸阳彩虹在平板显示技术上作出了努力,其余7个合资的都是停产撤资了事。换句话说,无论是外资生产线还是由外资控制技术的合资项目,其本质就是以现有技术进行生产,与中国大陆掌握应对技术变化的能力没有关系。
另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既然中国大陆在现有的技术上落后了,那就跳过去搞更新的。中国大陆经常会有“聪明人”跳出来说“聪明话”。中国大陆企业上6代线,他们就说外国都已经是8代线了;中国大陆企业上8代线,他们就说外国都在开发11代线了。总之中国大陆企业的项目是“未投产已落后”。那怎么办呢?“聪明人”的“聪明”答案是:搞更新的呀——LED、OLED什么的……这种想法其实也反映在政府的政策上。目前在平板显示领域由国家科技计划所支持的项目是激光显示,理由是其技术比已经产业化了的液晶显示更先进。但这种看法从来没有回答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中国大陆在现有的平板显示技术领域没有能力基础,凭什么就能“一步登天”?
因此,仅仅是简单地质问一下,就可以看出把上述两种看法付诸实施的前景都不牢靠。事实上,流行性看法的似是而非反映出一个重大主题——中国大陆如果要在任何领域赶上甚至超过国外先进水平,就必须在这个领域培育起技术进步的产业基础。
技术进步具有连续性、累积性和互补性的特点。例如,最近在中国大陆市场上热炒的LED电视,其实不过是以LED为背光源的液晶电视—— 还是液晶电视。即使是业内公认最有潜力的新型OLED显示器,其70%(按投资额计算)的技术与设备也与液晶显示相同。因此,液晶面板工业就是新型平板显示技术的发展基础,它的技术能力是研发这些更新型显示器的知识和经验基础,而其包括制造、品牌、营销等要素在内的能力就是使新型显示技术产业化的“互补资产”。因此,如果没有在液晶显示领域的产业基础,中国大陆也不可能在新型平板显示器技术上赶上先进水平。
事实上,当技术发生革命性变化时,第一,这种“革命性变化”发生在基础概念上,即产生不同的原则以利用某种自然现象的效果来满足有目的的需要。第二,实现新原则的技术全部是现有的——任何使用不同原则的新产品设计都不可能等到发明新技术去实现。例如,在液晶显示器的原则被提出并付诸开发时,它所需要的玻璃(基板)、液晶、发光器和半导体晶体管都是已有的技术。也就是说,新技术的产生必须依托已有的产业基础。
这个“规律”可以由液晶面板工业与半导体工业的联系所证明。事实上,液晶面板中的(薄膜晶体管)就是一种半导体集成电路,所以液晶面板制造工艺的前半程是半导体的制造工艺。从工业史的角度看,平板显示技术是绵延了半个多世纪的半导体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液晶显示技术的最初产业化是日本企业将其应用在使用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电子手表和计算器上,而促使液晶工业起飞的“杀手”应用则是笔记本电脑的普及。韩国和中国台湾之所以能够进入液晶面板工业并赶超日本,其基础也是它们在半导体工业积累起来的能力,而中国大陆在发展平板显示方面的落后与其半导体工业的落后直接相关。以为可以跨过产生新技术的产业基础去发展新技术,无异于痴心妄想。
支持中国竞争性企业成长
那么,到底什么是“产业基础”?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产业的基本单位——企业说起。一个产业(工业)是由企业所组成的,而企业就定义而言,是通过向竞争性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而赢利的经济组织。于是,一个国家在某个领域具有产业基础的标志就是在该领域或相关领域存在具有经济生命力的本国企业,它们集体的能力构成这个国家在该领域的产业能力。
外资生产线不可能成为中国大陆产业基础的一部分。无论它们采取独资还是与中方合资的形式,它们都不是完整的企业,只是其母公司在中国大陆执行某种职能的分支——以生产现有产品来满足市场的眼前需求而赢利。一些人以为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获得技术,但这些外资生产线在其公司架构中是使用技术的单位,而不是产生新技术的单位(即使产生了新技术,那跟中国大陆又有什么关系?)。这种执行生产职能的分支单位,且不说去研发新型显示技术,就是保持在液晶显示领域的技术进步也不可能。液晶显示技术的变化非常快,以液晶屏各像素点对输入信号的反应速度(即像素由暗转亮或由亮转暗所需要的时间)为例,仅仅几年前这个速度还是16毫秒,而目前已经达到3毫秒。决定液晶显示性能的技术很多,如宽视角、触摸技术、3D技术等等,其变化的潜力很大。如果外资生产线能够从事这些方面的研发,除非把它们所从属的母公司总部全都搬到中国大陆来。
在技术上依附于外国企业的中国大陆企业也不可能成为竞争性企业,因为它们在战略上是无法独立的,因而其技术学习过程是受到控制的 ——无论是中国大陆的CRT彩管工业还是其他工业(如汽车工业)的实践都为此提供了充足的经验证据。对于技术后进国家的企业来说,从早期阶段的低水平状态成长到能够与先进者竞争的状态,则需要经历高强度的技术学习,而支撑这种学习过程则往往不符合短期财务目标,所以需要进取性的战略。换句话说,技术后进国家企业能力成长的关键,不是最初的技术水平,而是进取性的战略以及在这种战略下的高强度技术学习。
中国大陆发展液晶面板工业只能依靠这样的中国大陆企业——它们虽然也不得不从学习或引进外国技术开始,但“引进”不过是实现战略的一个必经阶段。这样的企业,一定具有始终一贯的进取性战略,一定把成为领先者作为战略目标,一定把能力作为成长的手段。中国大陆竞争性企业决定了中国大陆发展液晶面板工业的机会,已经由2009年夏末国内出现的“液晶热”所证明。产生“液晶热”的条件是多年来坚持不转让技术的外国厂商突然松口,纷纷决定在华设厂,引起各地政府招商引资的热潮。虽然一些媒体当时把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归因于中国大陆的广阔市场对外资的吸引,但只要稍微分析一下它的来龙去脉,就会看出外国厂商松口的真正原因不是中国大陆的需求扩大,而是一个中国大陆本土企业京东方上马了8代线。这个事件意味着中国大陆缺屏的不利局面将被根本扭转,于是害怕失去在中国大陆市场优势地位的外国企业慌了神,纷纷要在中国大陆设厂建线。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把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国外转让生产线上是错的,也说明中国政府的政策重点应该是支持中国大陆竞争性企业的成长。
产业政策应帮助克服结构性问题
问题说出来了,道理也讲清楚了,中国大陆的企业也已经开始奋斗了,剩下的问题就是政府应该怎么干了。中国大陆在平板显示技术上的落后是制约中国大陆电子信息产业升级的一个主要瓶颈,所以培育起能够在这个领域跟上技术进步的产业基础应是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在2009年夏末出现“液晶热”之后,政府本来应该清醒地看到两条道路的问题。日韩等企业在中国大陆争建高世代生产线,与京东方、TCL自主建设高世代生产线,对于发展中国大陆平板显示的产业基础具有截然不同的作用。以争夺市场为目的的外资生产线绝不可能成为中国大陆产业基础的一部分,只有敢于走自主开发的中国大陆企业成长起来,中国大陆的平板显示产业基础才能建立起来。相反,在这个阶段允许外资生产线进入中国大陆,就会压制中国大陆企业的成长空间,甚至扼杀处于萌芽状态的本国产业。
中国大陆彩电工业的结构问题也是培育产业基础的组成部分。这个结构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它不仅说明了政府应担负起什么责任,也指出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内容。政府应该支持彩电企业掌握上游核心元器件的努力,而对于京东方这样的显示器件企业,在目前的条件下则可以协调它们与整机企业形成战略联盟。产业政策的实质不是分钱批项目,更不是直接操作项目,而是帮助克服中国大陆企业在技术爬升过程中难以依靠自身力量所克服的结构性问题。
没有中国大陆企业掌握技术的努力,中国大陆就没有技术能力;没有技术能力,中国大陆的产业就无法振兴;没有技术能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际过程无非是新一轮引进;没有能够产生技术能力的产业基础,中国大陆的技术进步就永远不得不依靠引进。
产业结构调整迫在眉睫
为说明企业的结构问题,我们回到CRT彩电时代,中国大陆彩电工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整机和核心元器件的分离——整机企业和显像管企业是分立的。对比之下,日本和韩国的绝大多数彩电生产商同时生产显像管和集成电路等核心元器件(松下、索尼、东芝、三洋、日立等日本企业,三星、LG等韩国企业,以及飞利浦和较早的RCA等欧美企业)。进入平板显示时代后,中国大陆彩电工业的这种结构仍然在持续。
针对这个特点,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第一,这种工业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影响是什么?虽然缺乏系统的研究,但从直觉和逻辑来说,这种结构可能阻碍了中国大陆彩电工业的技术进步。例如,显示器一直是电视技术进步的焦点。从CRT显像管到目前平板显示的技术替代更是说明了这个焦点的重要性。但中国大陆的主要彩电企业都不掌握生产显示器的能力,只能依靠外部供应,这使它们无法摆脱组装生产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这种结构很可能使它们对技术变化不敏感,也缺乏主动,只能被动地跟随别人,甚至满足于跟随别人。另一方面,独立的显像管企业又不能像整机企业那样直接感受到彩电市场的需求变化,缺乏主动产生技术变化的动力。于是,中国大陆的整机企业和显示器企业都倾向于在现有技术下的生产,只是在外国企业推出新产品后才去跟随技术变化。因此,这种整机与核心元器件分立的组织结构很可能是阻碍中国大陆彩电工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这种工业结构首先是计划体制造成的,而不是企业自主选择的。在计划体制下,企业的设立是一个产品一个厂,分工很细。在当时投资主要依靠政府渠道的条件下,由政府批准的整机项目和元器件项目都是分立的,而且按照计划体制的逻辑进行布局。应该说,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建设彩电产业链的努力,对于中国大陆彩电工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段的崛起打下了产业基础。但由于这种工业结构的特点,中国大陆彩电工业的竞争集中于整机市场,整机市场的竞争又集中于价格,致使中国大陆企业普遍忽视对技术的掌握。到了新世纪之初,当平板显示对CRT的替代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时,中国大陆整机企业却因为利润薄而无法发展生产投资巨大的显示器的产业。当这些问题已经在20世纪90年代末显露时,政府又已经“退出竞争性领域”了,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政策。
今天,虽然整个中国大陆彩电工业的产品已经基本上从CRT转到平板显示(以液晶为主),但其整机企业与核心元器件企业分立的结构仍然基本延续下来。虽然整机企业TCL和长虹已经开始向上游延伸,而进入液晶面板工业的京东方也在向下游的整机延伸,但它们距离成为“纵向一体化”的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总体上说,由于技术性质发生了较大变化,整机企业掌握显示器件的难度比在CRT时代更大了(平板显示的投资强度大大增加),所以调整从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这种工业结构,挑战更大。但结构不转变,中国大陆彩电工业的竞争力就会受到制约。外资彩电品牌在液晶平板时代的卷土重来,恰恰与这些品牌商同时掌握液晶显示供应有关——日韩企业总是凭借在整机和核心元器件(特别是液晶面板)上的整合优势来压制中国大陆企业。这说明结构调整的需要比在 CRT时代更迫切。(来源:中国电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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